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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: 2024-07-13 12:44:59 | 作者: 五星体育免费观看
【题记】本文根据网易财经智库对北大博雅青年学者、国发院长聘副教授黄炜的采访整理。
由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、网易财经、网易财经智库联合主办的2024网易经济学家年会·夏季论坛于7月在上海举行,本届论坛的主题是《智造聚力 质焕新生》。
短期来看,很多冲击性事件都会影响生育意愿,使生育率下降。这说明了生育在经济学的定义中是一种正常品,即收入下降,需求随之下降。
但从长久来看,宏观数据表明,生育率和经济稳步的增长的相关关系为负。也就是说,经济上行期,生育率下行。注意这是相关关系,并非因果关系。很多的经济学家正在论证是否有因果关系。
具体而言,生育是一个人力资本积累的过程。这里就必须提到两位经济学家——加里·贝克尔(Gary Becker)和罗伯特·巴罗(Robert Barro)。这两位经济学家建立起宏观模型,把生育放在经济稳步的增长模型中研究,他们发现在整个经济运行周期中,一方面生育本身会占用大量时间,随着人力资本上升,人们就会有更小的动机去生育,从而促使人均GDP上升;另一方面,父母如今不仅考虑孩子数量,还考虑孩子质量,会把更多资源投入到质量提升,这就使得生育率随经济稳步的增长下降,但生育质量逐步上升。
目前,我和团队正在研究生育前后家庭动态消费变化,采用的是有全国代表性的家户收入消费数据来进行量化研究。我们得知,不同的阶段和不同的消费类别明显会有不同的变化。
第一阶段,生孩子当年,家庭消费会上升大约5%,主要是医疗健康(增加80%),还有家居(增加20%),以布置孩子的空间;食品消费也增加10%,尤其是奶粉、肉制品等高蛋白食物等等。这一年,下降最猛的消费是文化娱乐,降幅40%,主要源于父母疲于照料子女,无暇娱乐。
第二阶段,孩子两三岁开始,健康消费、家居消费开始下降,但用于托育的消费开始上升,家庭文化教育费用较生育前翻一番,整体消费水平与生育当年基本持平。
第三阶段,孩子读小学之后慢慢的出现学费下降,但孩子带动的整个家庭消费呈现上升趋势。父母个人的消费显而易见地下降。尤其是女性化妆品、包包等消费下降明显,男性的出差及旅游消费也有明显下降。
总体而言,尽管家庭消费总量在生育后变化不显著,但消费结构显著改变,反映了生育成本对家庭经济行为的复杂影响。
如果加总到一起,整个家庭的消费因为生育而有所上升。但人均消费到底是上升还是下降?一般在经济学里面,成人才算一个人,小孩应该算多少比例?学界比较模糊。
收入方面,整个家庭在生育前后收入下降,根本原因是女性的劳动供给下降。女性因为生养孩子而回归家庭,使整个家庭收入显而易见地下降。但生育当年有例外,主要是得益于长辈们为庆祝添丁而带来的转移支付。但从数据上来看,转移支付集中在孩子出生当年。在中国文化下,隔代抚养或者照料的比例持续都比较高,但从平均意义上,整个家庭的收入仍属于下降。
总结起来,生育造成女性收入下降和家庭收入整体下降,家庭总消费上升。收与支的权衡取舍,使得很多人顾了生孩子就要丢掉一部分储蓄,因此推迟生育或放弃生育。
生育对于男性劳动供给影响不大,甚至有所提振。传统的英文文献中甚至称之为生育奖赏,我认为不妥。
我自己的体会是,生育孩子之后,男性有更多的责任和负担,他会觉得我应该去工作,而且应该更努力地工作,我们叫做赚奶粉钱。我们的数据表明,男性的劳动概率在生育之后平均上升两个百分点。男性在适育年龄段的劳动参与率本来就超过90%,上升2个百分点并不明显。所以生育对于男性而言,平均意义上要么不影响,要么有正面影响。
但生育对女性的影响截然不同。女性是生育行为主体,并不只是怀孕过程特别辛苦,产后也特别辛苦。怀孕期间,很多人还是在工作,差不多临盆时才开始请产假,使劳动供给突然下降。生育造成的劳动供给会下降50个百分点,本来女性劳动参与率在70%到80%之间,意味着绝大多数女性都会辞职或请产假。生完孩子之后一年内劳动供给率慢慢回归。所以生育对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很大,而且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差异也大。在北欧国家是永久性下降,美国也是。
中国特别有意思,上世纪90年代是先下降,两年内立马上升到原位。本世纪初,生育之后也能在五六年之后恢复到原位。但2010年之后,降幅加大,生育之后也只回升一点点,再过五六年也未能回到原点。这说明中国女性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明显上升。
换言之,随着经济稳步的增长及社会持续健康发展,生育的成本态势越来越向发达国家靠近,尤其是城镇地区。
农村又不同,农村劳动供给在生育后下降,但还有上升空间,大概七八年之后会上升个二三十个百分点,因为农村很多女性从事农耕,还有很多灵活就业者,他们再次就业的机会比较大,与城镇不同。
很多人称35岁为职场一道槛,女性此时正处于事业上升期,生育极大地影响事业。
我们一直鼓励提升教育水平,读完研究生往往已经25周岁或更年长,有的还读博士,毕业后才开始工作、谈恋爱、结婚、生孩子,相距35岁的时间窗口越来越短。所以35岁现象本不应该存在。
35岁并非医学门槛,很多人称35周岁为高龄产妇,大家紧赶慢赶,一定要赶在35周岁之前生育,导致34-35岁出现生育高峰。这其实是一个传统概念,并不科学。如果34岁和35岁差别不大,35岁和36岁从理论上来讲应该也差别不大。我建议家庭、医学界、企业都不要强调35岁现象。
针对休产假这一生育福利,如果真提出男性必须陪产假,企业可能不太愿意招聘未育的年轻人,因为企业的负担太大。如果休产假的负担全部交由企业,企业就太难。如果男性有了法定产假,很多年轻人可能一入职先生孩子,反正夫妻一起休产假,还不能解雇。因此,对企业而言,他们更愿意招聘生育之后的劳动者,这将导致年轻人越来越卷,越来越难找工作。
所以,制度上追求男女平等没问题,但不能把负担都留给企业。是不是全部交由政府买单?可能可以,但这个负担太大,我们甚至没有算过这笔帐,政府要付多少钱才行。
如此看来,怎么把这个成本由家庭、企业和政府三方一同承担才是出路,同时在文化上提倡劳动力市场平等、宽容,这是改革的方向。怎么把这三方的利益和激励相容,是当前的核心问题,挑战不小。
我想每个人的愿景都很好,但我希望我们大家在提建议或表达愿景时也考虑一下可能的成本,即建议的可操作性和政策影响的系统性。
首先培育一个更加生育友好型的社会,这是一个重要概念。比如老龄化社会就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概念,我们要在尊老敬老的基础上,还要用老,充分让那些刚过退休年龄,依然有很强的劳动能力和劳动意愿的老人有机会发挥能量,哪怕是帮助年轻人渡过生孩子比较难的几年。
其次在企业方面,要做到不歧视休假员工,真真正正遵从《劳动法》,真真正正让更多的灵活就业人员享受到产假,享受到在生育方面的社保支持。
再次是留守儿童问题。孩子出生以后,若儿童不得不离开父母而回老家留守,可能会产生更多的社会问题。比如说最近发生的一些校园恶性霸凌事件等等,也可能与小孩子从小缺少父母陪伴有关。这是一个巨大的悲剧。我觉得某一种意义上来说,小时候有父母在身边的孩子能得到更多关爱、陪伴和教导,父母能把这些霸凌行为在萌芽阶段就给掐断。能不能让孩子尽可能跟着父母生活?能不能给生育的家庭有落户、上学之便利?能不能让生育后的女性找工作更加友好,养育孩子也更加友好?这很重要,会直接影响大家的生育决策。
最后我们一定要理解生育并非独立事件,而是一连串事件的一环,是家庭和社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。生育与养老、社保、医保、学区房、义务教育等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,所以只有把这个方向标弄对,以后我们才可以越走越顺。
我们只有把家庭、政府和企业三方面各种行为和激励搞对,把帐算清楚,把各种事情协调解决好,才能实现人口高水平质量的发展,进而实现美好生活并有力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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